当前位置:首页 > 评论 > 文章内容页

【墨香】我的“鸠山”大伯

来源:小说网 日期:2019-11-11 分类:评论
摘要:鸠山是电影红灯记里的大人物,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杀害革命烈士李玉和,李奶奶的凶手。我说的“鸠山”大伯则是饰演京剧《红灯记》“鸠山”的评剧小生艺人——戴玉清。 鸠山是电影红灯记里的大人物,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杀害革命烈士李玉和,李奶奶的凶手。我说的“鸠山”大伯则是饰演京剧《红灯记》“鸠山”的评剧小生艺人——戴玉清。   戴玉清在嫩江评剧团属重量级的人物,国家一级演员,呼兰著名的女作家萧红的同乡,小时候拜师学评剧,唱小生。文革中,普及样板戏,他改唱京戏,串演《红灯记》里的鸠山。   在嫩江电影院的大舞台上,我看过他好几场演出。对他塑造的“鸠山”印象很深。小时候,不懂事,也不懂戏,喜欢看戏里的反面人物,憎恨“鸠山”的阴险狡诈,诡计多端。演戏时,鸠山大伯剃着大光头,一副圆圆的黑边眼镜,一身黑色中式长袍,一双叽哩咕噜的眼神,脚踩日本木屐,走起路来一步一摇,说起台词一字一板,在我看来和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电影里的“鸠山”演的差不多。   和“鸠山”大伯的人缘还是源于县文化馆工作的父亲。父亲1963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一完(即第一完全小学)教音乐体育,后调文化馆搞文学创作。父亲文化不高,光复前,只念过三年国民优级。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跟文化教员学写板报,父亲曾受伊拉哈朱氏舅爷的影响和遗传,从小对书法特别感兴趣。在部队时,只要谁的字写得好,他就仔细临摹,不久,就当上了部队的文化教员,团司令部的参谋。父亲还自学了乐谱,学会了钢琴?手风琴,五六十年代,地方上跳交谊舞,父亲经常用手风琴伴奏。父亲的篮球打得也十分出色,是团里篮球队的中锋,多才多艺的父亲当年在嫩江很有名气,直到父亲转业到地方多年,人们仍然习惯叫父亲——龙参谋。   “文革”中,父亲蹲了牛棚。旧社会出来的艺人“鸠山”大伯自然在劫难逃。父亲解除看管走出牛棚,“鸠山”大伯来我家串门,绘声绘色的学造反派如何批斗他的情形,他娴熟的形体动作,逗得我们小孩大人前仰后合。从他对造反派的憎恨程度就知道他所受的皮肉之苦有多么深。   我家从部队大院搬到老火磨这个土屋的时候,我刚刚呱呱落地不久。那时期老火磨改名继抗中学,这里完全不可比拟日本开拓团遗留下来的这大片青砖住宅——3392部队大院。不过房西头临街的土墙头和那棵枝丫横斜的老榆树,自然成为我童年时天然的领地,我多数时间都是骑在墙头上,默默的凝视横来竖往陌生的人群。看我仅几个月的山东老太太的印象连一丝也未挂在脑海里,六岁的时候,父母在我的脖子上挂上屋里的门钥匙,和邻居的孩子们结伴,自己照看自己了。那时,街上流行黑色铁路服,铜纽扣,小白鞋,尼龙袜。淘气的孩子们经常趴在土墙头上起哄,“吊腿裤,小白鞋,尼龙袜子漏半截,不是马子就破鞋”。话十分难听,不时引来大人的追赶打骂。每次的落荒而逃,都弄得气喘吁吁。大孩子被捉住时,偶尔还嫁祸于人,半夜偷柿子,专挑软的捏。   父亲曾带我到“鸠山”大伯家串门,比起我家的破草屋,“鸠山”大伯的家不知要好多少,他住的是在北江沿附近的党校的房子。那几栋房屋是解放以后建筑,砖木结构,给我感觉屋顶举架很高,不过窗户设计的并不大,那天不巧“鸠山”大伯不在家,我好奇地从窗外向屋里好一阵暸望。   “鸠山”大伯的妻子没有文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因不生育,两人抱养了一个儿子,年龄比我大约有五六岁,相貌还算标志,不仔细观察,不知道他耳聋,弱智。小学教书的母亲对“鸠山”大伯并不看好,说这个人眼里无人,谁也瞧不起,说话太苛刻,伤人过多,早晚得弄出一些事情来。   墨尔根城的老街,有一个二人转剧场,它的原址旧称裤裆街,也是窑子街。冬天飘雪的时候,出了偶尔收破烂的和卖柴禾的叫卖声,就是吱呀吱呀行人和车辆踏雪的声音。插在稻草捆中的红色的冰糖葫芦,吸引了许多穷孩子的希冀目光,那黑黑亮亮的同仁似乎黏在糖葫芦上面。老东风街旧式的四合院的院子里,一群家庭妇女在排练节目,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在跳忠字舞,嘴里流出南腔北调的唱词。“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热爱你呀,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从老东风街四合院出来,穿过裤裆街和一国营,就是新开通的一马路的新华书店。在那里我用平时积攒下来的零花钱,买二寸左右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黑白照片,那时家家都收藏许多枚毛主席的像章,用镜框装裱,悬挂在屋子里最醒目的地方,回想起小时侯买照片的行为,完全出于对领袖人物的一种虔诚和膜拜。   刺骨的寒风冻得脸色发紫,脚冻得疼了,就在雪地上跳。奇怪的是每次从街上回来,临近家门口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身体顿觉暖和一些,有些像望梅止渴,人的精神作用就是这么神奇。有好一段日子不见“鸠山”大伯来我家串门。那年夏天路过二人转剧场时,碰上“鸠山”大伯和父亲在附近一户人家吃饭,主人热情的给我一根糖麻花。打那以后,每当饿得受不了的时候,在文化馆找不到父亲,就想起这个地址,结果每一次也没见过“鸠山”大伯和父亲在这里聚餐。很多年以后,我渐渐长大了,才知道自己的迂腐,守株待兔的一幕再也没有发生。   “文革”即将结束的时候,一直靠边站,在中学当政治教员和班主任的母亲落实政策,担任三完副校长,我家也从原来的那个破草屋搬到三完的附近的新家。我们一家在破旧的草屋里挨过了漫长的十年。不过当时的政治气候仍然很寒冷。一天,父亲告诉母亲“鸠山”大伯出事了,团里的那个“左”得出奇的一把手通过哄骗等手段,让“鸠山”的天生弱智的养子揭发“鸠山”大伯一些事,坏分子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不久,又唆使养子揭发他盗窃自行车的罪行。那年,声势浩大的公审震动了整个小城,“鸠山”大伯因盗窃自行车落了四年牢狱之灾。母亲的预言终于尘埃落定。是生活的艰辛?还是出于享乐?“鸠山”大伯盗窃自行车这件事对我来说仍然迷惑不解。“鸠山”大伯这个评剧团的名生,就这样消失在他喜欢的戏剧舞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那年,我在我家附近的回民队居民区见过出狱后的“鸠山”大伯,不过没有和他打招呼,时间太久远了,也许他根本认不出我了。出狱后,失去了工作关系,失去了工资的他,究竟怎样生活?他真的偷了东西吗?那个弱智的养子和谁生活在一起?他们还是其乐融融的一家子吗?许多年以后,出差去五大连池,路过龙镇火车站时,从高高悬挂的宣传画上,知道电影《红灯记》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黑龙江北安的边远小镇,不同版本的李玉和,李奶奶的形象清晰的浮出脑海,我又联想到我的“鸠山”大伯。我在大街上一直再也没见过“鸠山”大伯的身影,有人说,他去南方了,有人说他回呼兰老家了。现在“鸠山”大伯还在人世吗?我很想知道他的最终结局。   提起呼兰,我不由的想起了萧红,想起了《呼兰河传》上最后那一段“尾声”的文字。“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蜒,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这一些不能想像了。听说有二伯死了。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丙戊酸钠能治好癫痫吗武汉看羊癫疯哪家靠谱治疗癫痫的专业医院哪家好河北哪家治疗癫痫病好?